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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三大神医 行医“三分天下”
点击:62次,时间:2017-4-29

   东汉末年,曹操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,统一了中国北方,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;刘备以复兴汉室的名义,称帝于蜀;孙权独霸江东,称帝于吴,形成三国鼎立之势。十分巧合的是,三国时期有三大名医华佗、张仲景、董奉,行医范围上亦是“三分天下”:华佗在魏、张仲景在蜀、董奉在吴,学科领域上华佗擅长外科,张仲景精于内科,董奉亦医亦道,后人称之为“建安三神医”。

华佗与曹操

       华佗与曹操,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了:一位是杰出的医学家,后人每每以“华佗再世”来赞誉医生医术之高明;一位是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,三国曹魏政权的缔造者和建安文学的开创者。而且两位还是老乡,都是“沛国谯郡人”,即今安徽省亳州市人,但两位老乡却在历史的舞台上演了一出令后人唏嘘不已的悲剧。

       花开两朵,先表一枝。华佗(约145-208,一说约105-208),出身于名门贵族的“士人”之家,本名华,字元化。元化即化育之意,寄托了家人对他的期望。其日后果然不负厚望。因医术高明,时人尊称为“华佗”,系梵语“阿伽佗”的译音,意思是药神(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后,到东汉末年已十分兴盛)。据晋代陈寿《三国志》(285)记载,华佗自幼喜欢读书,曾游学徐州,通晓经史,喜爱医术,鄙视那些追逐功名利禄的人。“举辟不就”,家乡的最高地方长官陈圭曾推举他为孝廉,朝廷的太尉黄琬也曾征召他到京里做官,但都被他回绝了。行医并无师传,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,在实践中不断钻研、进取。华佗的医术非常全面,内、外、妇、儿无所不通,针灸治病针到病除。他用药物和针灸治病,经常是用药不过数种、针灸取穴只是几处,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。在给病人施针灸时常常说:“我将要操作使循脉感觉走行若干距离,如果到达了病所,请告诉我。”病者说“已到!”效果显现便拔针,病也就痊愈了。在针灸学术方面,他所创的《内照图》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份经络穴位图谱,华佗夹脊穴是有效的至今仍被推崇和使用的经外奇穴。

      对于五脏六腑之重病症,如行针用药不能治疗就行开刀手术,开刀前让病人服用“麻沸散”,病人如酒醉般完全失去知觉,随即刳破腹背、抽割积聚,如果是肿瘤就割去,如果病在肠胃就截断,除去疾秽,洗涤后加以缝合,在伤口上敷以药膏,过四五天后伤口就会愈合,一个月左右即可恢复正常。可见在1900多年前的公元2世纪,我国已用全身麻醉进行剖腹手术了。华佗发明麻醉剂、施行全身麻醉术比欧美各国要早1600多年,是世界上真正实施剖腹手术的第一人,被后人奉为“外科鼻祖”。

       华佗精通望闻问切四诊,在诊断疾病和判断预后上料病如神,预知生死。一次,广陵太守陈登得了一种怪病,心烦、面红、吃不下饭,华佗号脉后告诉他,你的腹中有虫,并为其准备了两剂药,陈登喝下后约莫一顿饭的工夫,竟然吐出好多虫,病很快就好了。病好后华佗告诉他,此病三年后还会复发,如果发作时遇到良医,还能救活;若遇不到良医,性命就不保了。三年后果然复发,无奈当时华佗已不在世,无人可治,陈登很快就病死了。

有一位严先生携友一起拜访华佗,进来后华佗问严:“你是不是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?”严先生回答说“没有”,华佗说:“根据面相来看,你得了急病,不要多喝酒,吃完饭赶紧回家。”果然这位严先生饭后在回家的途中发病,当晚就病死了。

      还有一位许督邮,得了胃病后告诉华佗,自己前一天找了一位医官为自己扎针,但是扎过以后咳嗽得非常厉害,晚上不能睡觉。华佗告诉许督邮,他没有扎中你的胃穴,而是误伤了肝,这样一来你的饭量会一天天减少,五天以后就会不行了。果然到了第五天,许督邮就病故了。

      还有一位李将军夫人病重,华佗号过脉后说:“伤了妊娠,胎死腹中,而没有产下。”将军回告说:“确实伤了妊娠,但胎已产下了。”而华佗根据脉象依然坚持认为胎死未下,因将军不信而没有根治。一百多天后,患者又发病,华佗再次按脉后分析说:“脉象是胎死未下,应该是怀了双胞胎,第一胎生产出血过多,第二胎无力产出,大家都没有在意了。”华佗立即针灸汤药并行,夫人腹痛急剧,就像生产一样,但因死胎过久而难下,只好人工用手帮助探取出来,果然是一个色黑已死的男婴,手脚还算完备,长约一尺左右。华佗这种出神入化的诊断本领,是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日积月累获得的。

      不仅如此,华佗还是一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。一次,有位太守请他看病,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,他的病就会好。于是接受许多财物,却不给他好好看病,不久又弃他而去,并留下了封书信骂他。太守大怒,让人去追,他的儿子事先知道事情的原委,便悄悄拦住了。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中,吐出了好多黑血,病很快就好了。

      华佗一生游历各方,足迹遍及中原及江淮大地,治病手法恒多,针石、药物、手术、急救、自养、锻炼等,或单行或综合,病情到哪一步就随时采用哪一种方法,方简力宏,术精效捷,其疗法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,创造出了许多医学奇迹。所以元明之际医家吕复《诸医论》说:“华元化医如庖丁解牛,挥刃而肯綮无凝,其造诣自当有神,虽欲师之而不可得。”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,明代《三国演义》还一编演出“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”的故事来,成为医学史上的传奇人物。而且,华佗医术不仅为我国人民所敬仰,也为西方世界所公认,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拉瓦尔就称誉他为“中国的希波克拉底”,与西方的医学之父并称。

      华佗还很懂得养生之道,《三国志》云其“晓养性之术,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”,南朝范晔《后汉书》(445)又补添一言“时人以为仙”。他提出了“人体欲得劳动,但不当使极尔”、“户枢不朽”等重要论述,还创编了一套防病、治病、延年益寿的医疗保健操——“五禽戏”,模仿虎的雄壮威猛、鹿的轻捷舒展、熊的憨厚刚直、猿的灵活敏捷、鸟的轻盈潇洒,配合气息调理,编出扑动上肢的虎戏、伸转头颈的鹿戏、伏倒站起的熊戏、脚尖纵跳的猿戏、展翅飞翔的鸟戏,把这些动作连起来进行锻炼。他的弟子吴普按照这个方法坚持锻炼,活到90多岁,仍耳聪目明,牙齿坚固。2011年“五禽戏”被我国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华佗一生有弟子多人,在中医史上也多有建树,有史可考的如弟子吴普著《吴普本草》,李当之著《李当之药录》,樊阿喜针灸及养生,他服用华佗所传的延年益寿方——漆叶青黏散,活到100多岁。

      不幸的是,这样一位通晓养生之术的神医,却没能够竟终天年,而被同乡的“小字辈”——曹操拷问致死了。

       曹操(155-220),字孟德,一名吉利,小字阿瞒,出身于官宦世家,而且是“宦官”之后,三国风云中涌现出来的“乱世英雄”。他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,对内消灭地方割据势力,对外降服夷蛮侵扰,统一了中国北方,并实行屯田、兴修水利、盐铁官卖等一系列政策,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,化乱为治。然而自明代《三国演义》将其塑造成“一代奸雄”形象后,再加上戏剧演唱的影响,“白脸曹操”作为“大奸雄”象征意义,逐渐深入到了中国民众的骨髓之中。其实,真实的曹操作为当时的实际统治者,很关心民生疾苦,无论是从他下发的诏令里,还是从他那些感人肺腑的诗句中,如《对酒歌》“人耄耋,皆得以寿终。恩德广及草木昆虫”等,都能感受到他对百姓的体恤和关爱。东汉末年,诸侯争霸,战争连绵,水旱成灾,疫病流行,曹操的诗《蒿里行》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余一,念之断人肠”,就是当时社会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曹操善以诗歌、散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,反映人民的苦难生活,气魄雄伟,慷慨悲凉,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,史称为“建安风骨”。

       与其他帝王将相一样,曹操也十分重视养生治疗之术,据西晋张华(232-300)《博物志》记载,其“好养性法,亦解方药,招引方术之士”。华佗就是他召引来身旁的“方术之士”。但他不愧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,在生死问题上有比较清醒的认识。在其《龟虽寿》的诗篇中,他以长寿之神龟和腾蛇为喻,说明生与死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自然规律,但只要养生有道,也可以延年益寿。“神龟虽寿,犹有竟时。腾蛇乘雾,终为土灰。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盈缩之期,不但在天。养怡之福,可得永年。”可以说这是曹操留给后世一曲养生延年之歌,而诗中所表达的老有所为、锐意进取的精神,更是一首抗衰老的精神良方。

       就是这样一位心系民生、睿智达观的政治家,为何却容不下一位医术高明的民间医生,还落下了一个千古罪名呢?

       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华佗“本作士人,以医见业,意常自悔”,本是知识分子,应该追求和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去,却以医术“小技”来养活自己,心里常常感到懊悔。当时曹操专理朝政国事,亲力亲为,操劳过度得了头风病,发作时心乱目眩,十分严重,华佗针治随手而止,故“使佗专视”,征召华佗专门伺候左右,为他一个人治病。华佗认为其病症一时很难治愈,“恒事攻治,可延岁月”,需要长期治疗、逐步缓解,以延长寿命。后世推测,华佗曾建议用麻沸散麻醉后,剖开头皮以彻底切除病根,因曹操有所畏惧而未施行。

      华佗因长期远离家乡想回去,因此说:“我必须取到家里面的方书加以研究,才能给你治疗,想暂时回家一趟。”到家后推托妻子有病,多次请求延长假期而不回来,借故推辞而不归。曹操多次书信召唤,又下诏令郡县征发遣送。华佗自恃有才能,厌恶像食客那样侍候他人、混迹于达官显贵之中,就是不上路。曹操大怒,派人前往察看:如果他妻子确实生病,就赐赠四十斛小豆,宽限假期;如果他虚假欺骗,就将他押送回来。于是将其押解到许昌监狱,拷问服罪。谋士荀彧向曹操求情说:“华佗医术确实高明,关系着人的生命,应该宽恕他。”曹操回答:“不忧,天下当无此鼠辈耶?”不用担忧,天下会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?终究还是拷问致死。《三国演义》的描述是,华佗说要做麻醉开颅手术才可除病根,曹操疑心华佗想要谋害自己,所以将其下狱治死。这只是小说为了塑造曹操多疑奸诈的形象所作的描写,不足为信。

      华佗临死前,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官,说:“此可以活人。”狱吏害怕触犯法律,不敢接受,华佗也不勉强,“索火烧之”,一把火把书烧掉了。华佗死后,曹操的头风病并没有根除,他说:“佗能愈此。小人养吾病,欲以自重,然吾不杀此子,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。”华佗能治好这种病,但这个小人有意拖延我的病情不加根治,想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,如果我不杀掉此人,也终究不会替我断掉这病根。直到后来他的爱子仓舒(曹冲)病危,曹操这才感叹地说:“我后悔杀了华佗,使爱儿活活地死去了。”

       在当时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,新旧贵族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从华佗角度来看,华佗虽出身名门贵族,血统高贵,本可以生计无忧,但生逢乱世,以一技之长求生活,逐渐养成了自由独立的精神和恃才傲物的性格,骨子里是不太瞧得起“宦官”之后的,且年长于曹操,让一位长者长期地专门伺候一位后生,还要如同仆役一样听人使唤,自然是难以顺从了。

       站在曹操的角度来说,曹操文韬武略、权倾朝野,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,作为实际统治者,与方士华佗相比,政治地位上可谓悬殊,他同样是鄙视华佗这样的“鼠辈”的,怎能容忍一个“鼠辈”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藐视权威呢?依汉律,对“亏礼废节”之犯要处以重刑,而“征召不到”属“大不敬”之罪,《汉书·申屠嘉传》就载有“通小臣,戏殿上,大不敬,当斩”的案例。作为统治者,曹操知人善察、执法严明,“动以王法从事”,而不识时务的华佗却拒绝征召,欺骗使诈,触犯了法律,触怒了权威,招来了杀生之祸。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,虽有苟彧怜才说情,曹操还是在察明核实、戳穿谎言后,毫不留情地处死了华佗。曹操杀人是很少后悔的,但杀害华佗后他却心生悔意了,发病时就说到“佗能愈此”,但还是找理由说“小人养吾病”以自重,留之也无用;后来爱子因病得不到救治,蒙受老年丧子之痛的曹操,更是懊悔不已。

       一位是政治家要维护自己的权威,一位是民间医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,华佗的死既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。今日亳州既遗有曹操运兵道、曹氏公园、曹操故宅,又有留下华祖庵、华佗故居等古迹,还造就了亳州药都的千年繁荣。漫步于曹氏公园,祭祀于华祖庵,回首往事,正如《三国演义》开篇所演唱的那样: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,是非成败转头空,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楮上,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,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”

 

医圣张仲景坐堂长沙行医

 

       张仲景(约150—219年)是东汉医学家,名机,汉末南阳郡(今属河南省)人。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,其父是读书人,在朝廷做官。他自幼笃实好学,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,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。他博览群书,尤爱钻研医学,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和起死回生救活虢太子的神奇故事,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,从此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0岁左右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,学习医术。张伯祖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医家,性格沉稳,生活俭朴,钻研医学,每次给病人看病、开方都十分精心,深思熟虑,经他医治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,很受百姓尊重。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功,无论是外出诊病、抄方抓药,还是上山采药、回家炮制,从不怕苦怕累。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好学的后生,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。一位年长的同乡对张仲景颇为了解,曾说:“张仲景才思过人,善思好学,聪明稳重,但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,只要专心学医,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。”

       有一天,张伯祖接诊了一位唇焦口燥、高热不退、精神萎靡的病人,经诊属“热邪伤津,体虚便秘”所致,需用泻药解出干结的大便,但病人体质极虚,用强烈的泻药身体受不了。张伯祖沉思半响,一时竟没了主张。这时站在一旁的张仲景来到老师身前,俯耳献上一策,张伯祖听后,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,点头同意了。只见张仲景取一勺黄橙橙的蜂蜜,微火煎熬成黏稠的团块,稍冷后便把它捏成—头稍尖的细条形状,然后将尖头朝前轻轻地塞进病人的肛门内,不一会儿病人泻下一大堆腥臭的粪便,热邪随粪便排出,病情顿时好了一大半,不几天就康复了。这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栓剂直肠给药法,张伯祖对此大加赞赏,逢人便夸。以后张仲景还收入其所著的《伤寒杂病伦》一书中,取名叫“蜜煎导方”,用来治疗伤寒病津液亏耗过甚、大便结硬难解的病证,备受后世推崇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在张伯祖的指点之下,张仲景尽得其传,加上本人勤奋好学,很快超过了老师,当时的人称赞说“其识用精微过其师”。

       尽管张仲景”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”,但由于父亲在朝廷做过官,对谋得一官半职很看重,古人以不忠不孝为最大耻辱,张仲景也不愿违背父命,在灵帝时(约168—188年)通过考察被“举孝廉”,建安年间(l96—219年)还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。话说有一天,张仲景遇见了一位20岁的青年王仲宣,一眼就看出他身内有病,就对他说:“你有病,如果不治20年以后你的眉毛会掉光,再过半年就会死,要想免除这场病灾,需要服用我的五石汤。”随后从药箱里取出五石汤给了他。王仲宣心里很不高兴,当面不好发作,因为张仲景是父辈,比他大27岁。过了三天后两人又相遇了,张仲景就问“药吃了吗”,王仲宣敷衍地说“吃了吃了”,张仲景严肃地说:“看你的气色就知道你根本没吃我的药,你这个小伙子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怎么这么轻视?”王仲宣没有听从劝告,过了20年果然眉毛掉光了,之后再过了187天就真的死了。王仲宣名粲,是公侯官僚之后,自己后来也成为官员,做到侍中即皇帝的贴身随从、秘书,也是著名的文学家、“建安七子”之一,病死于公元217年,时年41岁。

       张仲景生活于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的东汉末年,当时战乱频繁,兵祸绵延,“生灵涂炭,横尸遍野”,民不聊生,贫病交加。“大兵之后,必有大疫”,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。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,前后达五次之多,很多人丧生,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,其中尤以死于伤寒者最多。建安才子曹植曾记载:“疠气流行,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,或阖门而殪,或复族而丧。”张仲景家族原有二百多人,但从建安纪年(196年)以后,不到十年时间,就因病而死了三分之二,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。疫病大流行时期张仲景在长沙太守任上,身为太守他心里很着急,想到民间去为百姓把脉诊治,但按当时的官箴规定,为官是不能随便进入民宅的。在疫气狂逆、百姓危难之际,张仲景体恤民情,为了拯救黎民百姓,公然打破官府清规戒律,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,端端正正地坐公堂上一边办公一边行医,为病人诊脉开方。为了不影响办公,后来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这两天大开衙门,不问政事,让有病的百姓进来。告示贴出后,公堂内外、街道路旁均挤满了受疫染而求生的伤寒病人,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,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,后来他还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“坐堂医生”四字。张仲景首开“坐堂行医”之先河,受到百姓的敬仰,由此被传为佳话。为了纪念他济世救民的美德,后世的中药店铺都冠名为“堂”,如同仁堂、胡庆余堂、仲景堂等等,并把坐在药铺里诊病的医生称为“坐堂医生”,这种“坐堂”形式一直延袭至今。

       东汉末年上层社会作风虚浮,“华其外而悴其内”,遇到病灾则“降志屈节,钦望巫祝,告穷归天,束手受败”,张仲景对此非常反感,而伤寒流行更激发了出他研究医学的责任感。在这个战乱频繁时期,张仲景“感往昔日之伦丧,伤横夭之莫救”,以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,“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”、钻研医术,研究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胎胪药录》并平脉辨证,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,并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,凝聚毕生心血,于200-210年写出了举世闻名的医学巨著《伤寒杂病论》。《伤寒杂病论》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较为完善的临床著作。中医看病非常重视“辨证论治”,就是由张仲景创立的,在他之前尚未形成理法方药的完整系统。其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,也是从医疗实践的悟性中不断总结出来的。这里还有一段传说:

       有一次,两个病人同时来找张仲景看病,都说头痛、发烧、咳嗽、鼻塞,原来两人都淋了一场大雨。张仲景给他们切了脉,确诊为感冒,并给他们各开了剂量相同的麻黄汤,发汗解热。第二天,一个病人的家属早早就跑来,说病人服了药以后出了一身大汗,但头痛得比昨天更厉害了。张仲景听后很纳闷,以为自己诊断出了差错,赶紧跑到另一个病人家里去探望。病人说服了药后出了一身汗,病好了一大半。张仲景更觉得奇怪,为什么同样的病、服相同的药疗效却不一样呢?他仔细回忆,突然想起在给第一位切脉时,病人手腕上有汗、脉也较弱,而第二位手腕上却无汗。猛然醒悟,这是在诊断时忽略了这些差异。病人本来就有汗,再服发汗药,不就更加虚弱了吗?于是他立即改变治疗方法,给病人重新开方抓药,结果病情很快好转了。通过实践他认识到,各种治疗方法需要医生根据实际情况运用,不能一成不变,同一种病有不同的证型,应该在辨证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治法和药物,同样是感冒,表证不同,治法用药也不应相同。这可能就是张仲景“辨证施治”思想形成的最初雏形。

      张仲景钻研医学,医术精湛超群,著《伤寒杂病论》,开辨证论治之先河,成为汉代伟大的医学家,受到后人崇拜和传承,被尊为“医圣”。当代名医任应秋有诗颂曰:

阴阳有三,辨病还须辨证。

医相无二,活国在乎活人。

 

董奉种杏谱写杏林春秋

 

       董奉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名医,是与华佗、张仲景同时代的人。董奉其人藉贯、生卒年月不详,医学成就和学术思想不明,与华佗、张仲景相比,其来历和行踪有些云山雾罩的,说不清、道不明,考证起来大伤脑筋,但他的故事则有趣得多。

       据晋代陈寿《三国志·卷四十九》(285)记载,董奉“居山而不种田,日为人治病”,隐居于庐山下,并不种田,为众多慕名而来求医的人治病,却有一个奇怪的规矩:治病从来不取分文,但要求被治愈者种植杏树作为纪念,“重病愈者,使栽杏五株,轻者一株”,患重病治愈者种五株,轻病治愈者种一株。好多年后,治愈者不计其数,所种的杏树已有十万余棵,郁郁葱葱,蔚然成林。远远望去,林深树密,茂盛葱郁,无边无际。春季繁花似锦,夏月浓荫葱葱,挂在树上的杏果沉沉甸甸、金黄灿烂,令人目不暇接、心旷神怡。董奉在此修身养性,读书看病,很是惬意。杏子熟了以后,董奉贴出告示,凡来购买者一律不收钱,只用稻米交换,一担杏子换一担稻米。他除了用杏换取来的稻米生活外,还救济山上山下贫苦的老百姓和接济旅途上断绝了盘缠的路人,而且还回收杏仁入药。

       晋代葛洪《神仙传》还进一步演义说:山中的飞禽走兽都游戏于杏林之下,如同人来帮助整治管理一样,一年到头杂草不生。杏子熟后,董奉就在杏林中搭建了一个谷仓,凡有买杏之人都不必告诉他,只要将带来的稻谷倒入粮仓,自己取走相同容量的杏子就可以了。曾有一人“置谷少而取杏去多”,林中群虎便怒吼而追之,吓得他跌倒路旁,杏子撒了一地,回到家中剩下的杏子竟和送去的稻谷一样多。“虎守杏林”并不载于正史,现实中生活当然也不可能发生,无非是民间为了说明董奉行医行善得到神佑神助,而附会出来的离奇故事来罢。

     《三国志》所载董奉种杏的故事,并没有说明“居于何山”,但唐代李白、杜甫、王维等众多诗人都提到种杏的故事发生在庐山,如王维有诗曰:“董奉杏成林,陶潜菊盈把。彭蠡常好之,庐山我心也。”

     “建安三神医”的命运是不同的,华佗被曹操杀害,张仲景应属自然死亡,董奉“羽化登仙”了,被塑造成亦人亦神的形像。民间认为做好事的人死后应该成为神仙,认定董奉是上天派来下凡的神仙,专门来救死扶伤、除危济困的,反映了老百姓崇尚好人有好报的美好愿望。“虎守杏林”尽管带有灵异的成分,但“杏林”美名却一代一代地传扬了下来,逐渐衍变为中医乃至医界的代名词了。至今人们还用“杏林春暖”、“誉满杏林”称颂医家高尚的医德医风,用“杏林高手”赞誉技艺精湛之良医,正所谓“杏林春秋”载医史,“杏林佳话”述轶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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